《礼记》[lǐ jì]，包含四十九篇文章，但考虑到《曲礼》《檀弓》和《杂记》均分为上下两篇，所以实际上，《礼记》可视为由四十六篇独立文章构成。原有《大戴礼记》与《小戴礼记》，《大戴礼记》称《大戴礼》。《小戴礼记》即常谓之《礼记》，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，西汉戴圣所编。《汉书》：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，七十子后学所记。”共四十九篇。《礼记》是儒家“三礼”之一、“五经”之一，“十三经”之一。自东汉郑玄作“注”后，《礼记》地位日升，至唐代时尊为“经”，宋代以后，位“三礼”之首。
《礼记》详尽记录了周王朝及秦汉之前的政治典制、各类名物制度，以及涵盖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、宴饮、交际、朝拜、聘问等诸多礼仪。
《礼记》深入而详尽地探讨了儒家的社会政治理念、天道与人伦的观念、心性修养的方法和准则等，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价值观。
内容简介
《礼记》原本四十六篇，始于《曲礼》，终于《丧服四制》，但因《曲礼》《檀弓》《杂记》三篇内容过长，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，故有四十九篇之说。
《礼记》按照所述内容可分为四类：
记礼节条文，补他书所不备，如《曲礼》《檀弓》《玉藻》《丧服小记》《大传》《少仪》《杂记》《丧大记》《奔丧》《投壶》等。
阐述周礼的意义，如《曾子问》《礼运》《礼器》《郊特牲》《内则》《学记》《乐记》《祭法》《祭义》《祭统》《经解》《哀公问》《仲尼燕居》《孔子闲居》《坊记》《中庸》《表记》《缁衣》《问丧》《服问》《间传》《三年问》《儒行》《大学》《丧服四制》等。
解释《仪礼》之专篇，如《冠义》《昏义》《乡饮酒义》《射义》《燕义》《聘义》等。
专记某项制度和政令，如《王制》《月令》《文王世子》《明堂位》等。
成书过程
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，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，孔子教授弟子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“六经”，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，但是文古义奥，不易通读，因而多做解读以辅助理解，六经中的“《礼》”，后来称《仪礼》，主要记载周代的冠、婚、丧、祭诸礼的“礼法”，受体例限制，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“礼义”。而不了解礼义，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。所以，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，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，总称之为“记”，属于《仪礼》的附庸。秦始皇焚书坑儒后，西汉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“记”依然不少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就有“百三十一篇”。
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说，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，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，又得到《明堂阴阳记》《孔子三朝记》《王史氏记》《乐记》等数十篇，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。由于《记》的数量太多，加之精粗不一，到了东汉，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，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，习称《大戴礼记》；二是戴德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，习称《小戴礼记》。《大戴礼记》流传不广，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，但颓势依旧，到唐代已亡佚大半，仅存三十九篇，《隋书》《唐书》《宋书》等史乘的《经籍志》甚至不予著录。《小戴礼记》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，而风光无限，畅行于世，故后人径称之为“《礼记》”。
戴圣在甄选不同形态礼学文献基础上，将绾合与改动后的四十九篇“新编”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统一的“丛书”。戴圣编选《礼记》时采用的礼学文献形态多样，不单是汇集“单独成篇”的文本。其中既有吸纳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者，如后世分为上下篇的《曲礼》《檀弓》《杂记》；又有删选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聚合为一类者，如《别录》所谓“祭祀”“丧服”“通论”等类型；还有刺取已然成书者，如《乐记》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。在甄选上述不同形态的礼学文献后，戴圣还进行了绾合与改写的“新编”工作。如《礼记·王制》“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”以前的“经文”部分作于战国，此句及之后的“故训”部分则成于秦汉人之手（王锷《〈礼记〉成书考》），戴圣选出此篇后或将“经文”“故训”合为一篇。这种缀合“经”“传”的方法，在汉初马王堆帛书《五行》中已有显现。又如较之郭店简、上博简两种传本，《礼记·缁衣》在引用《诗》《书》、增益三章、章节次序上的较多差异，除“错简”因素外，不能排除戴圣在编入《礼记》时有意改写的意图。吴承仕认为《记》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，大小戴《记》则犹晚出之丛书。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”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说明其在刘向校书时就被杀青定稿、缮写上素。与此相类，鉴于甄选的礼学文献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写，戴圣也需将“新编”的众多文本以统一格式缮写于形制一致的竹简，最终形成四十九篇规模而由若干简册组成的“丛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