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嗣同 [tán sì tóng]（1865年-1898年），字复生，号壮飞、华相众生、海褰冥氏、寥天一阁主等，湖南浏阳人。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。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、思想家、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
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、涂启先、刘人熙等浏阳学者。成年后为父命所迫，曾六赴南北省试。中日甲午战争期间，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，在浏阳筹建算学馆、创办新学、提出变法主张。北游访学时结交了梁启超，翁同龢等维新人士。回到湖南后，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、南学会，以乃延年会，群萌学会笔等，宣传变法维新。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，谭嗣同被荐进京，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。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并发动政变，对维新派残酷镇压，谭嗣同为变法献身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，终年33岁。
谭嗣同代表著作有《仁学》《寥天一阁文》《莽苍苍斋诗》《远遗堂集外文》等，词仅存一首《望海潮》。其诗文风格雄健，感情真挚，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。 [7]谭嗣同撰写的《仁学》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权、平等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。
人物生平
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（1865年3月10日），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（今烂漫胡同）邸第。在族中排行第七，人称“七公子”。
谭嗣同五岁开始由云南杨先生发蒙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来北京参加会试，落榜，又参加优拔贡考试，取一等．以内阁中书用。他居于浏阳会馆期间，谭继洵作为他父亲的好友，邀请他来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谭嗣襄、谭嗣同。在习文的同时，谭嗣同从小就爱武术，长大后亦热爱骑射，故其自谓“弱娴技击，身手尚便，长弄弧矢，尤乐驰骋”。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春，北京爆发白喉病，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和大哥谭嗣贻、二姐谭嗣淑染病去世。谭嗣同亦染病昏迷三日才苏醒，其后卧床不起，至五月方才痊愈。因此，谭继洵为谭嗣同取表字“复生”。母亲死后，谭继洵让侧室卢氏操持家事。谭嗣同与卢氏关系不睦，连同他与父亲谭继洵的关系也受到影响。
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八月，谭继洵获授甘肃巩秦阶道。冬，谭嗣同随父自天津搭船，经烟台、上海，溯长江、湘江，返回浏阳故乡。在浏阳，他与唐才常相识，并结为刎颈之交。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随父赴任甘肃。翌年，奉父命返回浏阳，师从涂启先，学习经史诗文，并准备举业。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秋，赴长沙参加院试，未中秀才。谭继洵为谭嗣襄、谭嗣同兄弟报捐监生，取得乡试资格。
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正月十六日，谭嗣同自浏阳启程，再赴甘肃，与父团聚。在此期间，他与谭继洵产生矛盾，谭继洵批评他“好弄”“作制艺文不合式”，谭嗣同则萌生“复古之思，用世之志”，不屑于作“时文”（八股文），曾在课本上写下“岂有此理”四字。
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四月，与湖北候补道李寿蓉之女李闰成婚。大约在此前后，他获得“浙江补用同知”的官衔。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正月，谭继洵命谭嗣襄、谭嗣同兄弟入设在兰州的新疆甘肃粮台谋职。八月，新疆钦差大臣刘锦棠上疏举荐关外诸军出力人员时，请谭嗣同以知府补用，得到批准，谭嗣同遂有“候补知府”的官衔，并于翌年返回浏阳，参加乡试，落榜。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春，第三次抵达甘肃。在此期间，曾携一骑兵，驰骋河西走廊七昼夜，行程一千六百里。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夏，返回湖南浏阳。秋，再次参加乡试，仍落榜。随后谭嗣襄东游台湾巡抚唐景崧（唐景崧之弟唐景崶为谭继洵女婿）幕下，谭嗣同仍西入甘肃，兄弟在汉口分别，此后再未见面。
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谭嗣同奉父命进京，准备拜师应举。抵京后，恰逢侄子谭传赞聘龙璋之女为妻，于四月十八日设纳采宴于湖广会馆，谭嗣同赴宴，在宴上结识同乡学者刘人熙。两天后，谭嗣同宴请刘人熙，并拜他为师。五月初五日，谭嗣襄卒于台湾安平，谭嗣同闻讯“创巨痛深，懵不省事”，遂放弃乡试，南下上海迎兄灵柩，同年秋归浏阳。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春，前往湖北（谭继洵已升任湖北巡抚）。同年夏，归湖南。秋，偕妻至安庆探望岳父李寿蓉，随即再入湖北。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八月，返湖南，第三次参加乡试，落榜。十月，返湖北。
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秋，赴京参加恩科秋考（为明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所开恩科），在顺天乡试中落榜，随即返湖北。同年，捐戴花翎。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八月，返湖南，第五次参加乡试，仍落榜。在家乡浏阳滞留一段时间后，于十一月偕唐才常入湖北。十二月，唐才常考入两湖书院，谭嗣同则因名额已满而错过招考，对此怅然若失，感慨自己“一生未作过一件快意事”。他致函好友刘善涵，极言科举之弊，誓投有用之学。同时，他考虑到年满三十，已至壮年，“处中外虎争、文无所用之日，丁盛衰互纽、膂力方刚之年”，遂为自己取号“壮飞”，以示与旧学决裂，从此“究心泰西天算、格致、政治、历史之学”，并开始萌生维新思想。
甲午战争期间，谭嗣同十分关心战局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底，中国战败已成定局，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言及前线清军缺械缺饷的窘况，主张“天下有大患，不在于战，而专中于始事主战之人”“惟冀天祚我国，使和议速就，日月朗悬如初”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三月，中日缔结《马关条约》，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中认为：“然割地一层，犹是祸之浅者。和约中通商各条，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，随地可造机器、可制土货。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，将来占尽小民生计，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，自古取人之国，无此酷毒者。况又令出二万万两之巨款，中国几曾有此财力？”为此，他疾呼变法，并将烧教堂、打洋人、阻开矿、毁电线之人都贬为“亡国之士、亡国之民”，而对张之洞尤为推崇。谭嗣同认为变法首先应兴算学（数学），遂在八月发起浏阳算学社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。同年冬，湖南饥荒，谭嗣同协助其师欧阳中鹄办理浏阳赈灾事宜，力主开矿，与唐才常筹办浏阳西乡之金矿与南乡之煤矿，设立官煤局，取得良好效果。谭继洵为了让谭嗣同进入官场，安排他随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出使俄国，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。谭嗣同鄙视王之春，不愿出使，但迫于父命，于十二月初十日前往湖北。刚抵达武昌，他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贾礼查清楚李玉成假冒武大员行骗一事，但牵扯出湖北官场诸多卖官弊案，得罪一众官僚。谭继洵对他严加训责，并勒令他赴浙江候补，不得参与外事。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正月，谭嗣同得知王之春已被李鸿章替代，得以免去此行。尽管谭嗣同不愿前往浙江候补知府，但在卢氏的挑唆下，谭继洵还是迫使他前往浙江，不久因浙江停止分发，改派江苏。二月，赴京觐见，并伴送其侄谭传赞入京参见荫生考试。经过上海时，与英国人傅兰雅探讨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宗教教理，还见到化石、计算器、X光片等物。先前谭嗣同在邸钞中读到康有为被参奏的折子，转而觅得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读后大为叹服。上年冬，好友刘善涵从上海归来，带来了康有为专门送给谭嗣同的《长兴学记》，因此谭嗣同在上海曾欲拜访康有为，方知其已归广东。三月抵京后，谭嗣同结识吴樵，并通过吴樵结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。在京期间，他与梁启超和夏曾佑经常见面，探讨学问，并教梁启超读《船山遗书》。四月十八日，由吏部带领觐见光绪帝，奉旨照例发往。六月十八日离京，经过天津时见城外难民之种种惨状，遂发愿“誓拯同类，极于力所可至”。六月二十九日，谭嗣同抵达江苏省会南京。在南京候缺期间，他因候补官的身份而遭受冷遇，对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都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四月，谭嗣同在南京完成其代表作《仁学》的撰写。在此期间，他与梁启超、汪康年、康广仁、郑孝胥等维新派人士过从甚密，发起不缠足会，并商议办女学堂。他还四赴上海，其中第四次即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九月底，他终于见到了康有为。与此同时，他接受盛宣怀之委托，返回湖南协助其办理矿务。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屡次催促谭嗣同辞官返乡，参与湖南新政。十月十八日，谭嗣同离开南京，二十一日抵武汉，滞留十余日，多次与盛宣怀讨论矿务问题。拟成立“湖南煤务公司”，属汉阳铁厂经理，谭嗣同将出任总办，同时与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。十一月初六日，谭嗣同在陈宝箴的催促下独自返回长沙。同日，时务学堂开学，熊希龄为学堂总理，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，谭嗣同等为中文分教习。谭嗣同亲自为学堂撰联“揽湖海英雄，力维时局；勖沅湘子弟，共赞中兴”。执教期间，谭嗣同和梁启超猛烈抨击荀子以来历代学者，一面借《公羊传》《孟子》向学生灌输民权思想的政治论，一面暗印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扬州十日记》，传播排满革命意识。十二月初一日，谭嗣同与熊希龄、蒋德钧前往湖北，与张之洞、盛宣怀面商粤汉铁路事。本来陈宝箴已被谭嗣同说服，勉强同意矿师来湘，但盛宣怀却已变卦，拒绝派出矿师，是矿务一事遂作罢，谭嗣同对此十分愤恨，十二月二十日即离开武昌前往南京，以接眷还乡。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正月十九日，谭嗣同从南京返回长沙途经武汉，适逢张之洞拟派人赴日考察学校状况，谭嗣同称自己为候选人，但因迟到未能成行，谭继洵也令他迅速回湘。正月三十日，谭嗣同回到长沙。翌日，即与唐才常、皮锡瑞正式创办“南学会”。谭嗣同计划将学会与地方议会相结合，以在湖南所办之事为起点，联络南方各省。南学会将讲期定于每月的房、虚、星、昂之日，所定讲演范围分为四门，为学术、政教、天文、與地，并固定主讲人。其中，谭嗣同主天文，皮锡瑞主学术，黄遵宪主政教，邹代钧主與地。演说之时，听者如云，谭嗣同“慷慨论天下事，闻者无不感动”，湖南风气为之而大开。二月十五日，《湘报》创刊，谭嗣同与蒋德钧、王铭忠、梁启超、李维格、邹代钧、唐才常、熊希龄为八大董事，其中他与唐才常负责撰述，在该报发表16篇文章，宣扬维新变法。三月初三日，谭嗣同在该报刊登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，并大加赞扬，并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仍未觉醒，引起同事陈三立、邹代钧等的不满，尤其是他称康有为为“南海先生”，甚至影响到欧阳中鹄与谭嗣同的师生关系。谭嗣同坚持已见，将易鼐、樊锥、毕永年、何来保等的激进文字继续刊发报上，继而招来更大非议，维新阵营内部因此发生重大分歧。在争论过程中，谭嗣同表示“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”“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，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”，已有愿为维新而献身的觉悟。闰三月初五日，谭嗣同又与熊希龄创办延年会，意在呼吁人们充分利用时间，去除生活交际中的繁文缛节。闰三月十五日，谭嗣同返回浏阳，在浏阳成立群萌学会。居乡期间，他被张之洞委任为湖南焙茶公司总办，谭嗣同一方面将电文寄给熊希龄，与之商量机器制茶事，一方面回电称将努力筹办。四月初三日，谭嗣同赴长沙，准备前往上海采购制茶机器，同时与唐才常、毕永年等联络哥老会等秘密会党，奠定维新派的武力基础。但谭嗣同认为起事时机未至，又准备联络北京志士以策应。
恰在此时，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四月二十三日颁布《定国是诏》，正式开启维新变法。两天后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张元济五人（其折由康有为、梁启超起草）。光绪帝当日准奏，明发上谕，召谭嗣同进京。谭嗣同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称此次召见“出人意外，绝处逢生”，但另一方面闷闷不乐，并要求唐才常等严格保密联络会党等事。五月十一日，谭嗣同与唐才常话别，酒酣时赋诗“三户亡秦缘敌气，功成犁扫两昆仑”。抵达武汉后，因病在父亲谭继洵官署休养，期间面对欧阳正鹄之前劝诫其“自爱其身，善藏其用”，谭嗣同回其一函，其中有言“此生犹赘，当力疾一行”，已为变法做好了毫不顾惜自己之准备。光绪帝则于六月十二日以电旨催促谭嗣同尽快来京。谭嗣同遂前往南京两江总督府领取咨文，再由上海搭船至天津，七月初五日抵京，居浏阳会馆。他对前景感到乐观，七月十一日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说“朝廷毅然变法，国事大有可为，我因此益加奋勉，不欲自暇自逸”。七月十九日夜，谭嗣同经吏部带领引见光绪帝，同入宫者张荫桓、郑孝胥，并在乾清宫廊下板屋内候召至翌日。光绪帝见了谭嗣同后，感到十分满意，据说曾有“汝等所欲变者，俱可随意奏来，我必依从，即我有过失，汝等当面责我，我必速改”的口谕。本来还安排谭嗣同“仍发江苏，尽先即补”，但当天就改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加四品卿衔，与一起入值军机的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合称“军机四卿”，主要负责代阅司官士民的时务条陈，草拟签语（类似内阁票拟）后呈给光绪帝，并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交给相关部门“议复”。他们实行轮班制度，谭嗣同与刘光第为一班，单日入值；杨锐与林旭为一班，双日入值。但四人思想不尽一致，杨锐相对最保守，亦反对康有为，故与最激进的谭嗣同不和。
此时，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，面临的阻力也越来越大，尤其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已引起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高度警惕。谭嗣同推荐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入京，以备同年秋两宫在天津阅兵时光绪帝的安全，康有为遂起草密保袁世凯为练兵大员的奏折，七月二十六日由徐致靖代递。七月二十七日，湖南保守举人曾廉请斩康、梁的上书送入军机处，光绪帝未依例将其呈送慈禧，并命谭嗣同逐条批驳。同日，光绪帝让谭嗣同起草督促各地官员宣传变法、力行新政的上谕，又派太监以历朝圣训授谭嗣同，令其查阅康熙、乾隆、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，据此起草开懋勤殿的上谕。此构想出自康有为之制度局，意在将包括谭嗣同在内的维新派引入权力中枢，统筹变法全局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光绪帝在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，慈禧太后拒绝开懋勤殿，维新变法的前途更加不妙。光绪帝于翌日召见杨锐，传密诏于军机四卿，要他们想出一条既能确保维新变法继续进行、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法，否则自己“位且不保”。八月初一日，光绪帝召见袁世凯，加以擢用。康有为打算趁机借助袁世凯的兵力行大事，除掉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势力。谭嗣同虽不甚赞成，但鉴于“康先生必欲为之，且使皇上面谕”，便急电身在湖南的唐才常，令其带哥老会进京举事。八月初二日，光绪帝要求康有为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，但康有为却仍在谋划联袁。八月初三日夜，谭嗣同奉康、梁之命（一说偕同康、梁），前往报房胡同法华寺袁世凯寓所，先赞其“有大将格局”，又力言皇恩浩荡，然后以光绪帝即将被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废弑为由，游说袁世凯起兵杀荣禄、围颐和园，而废黜慈禧则由维新派完成，声称“我雇有好汉数十人，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，不日可到”。由于谭嗣同直接以性命相胁，袁世凯被迫搪塞以天津秋阅时由光绪帝下朱谕后再行动。事后，谭嗣同对毕永年表达了对联袁的悲观态度。
维新派密谋除慈禧、杀荣禄时，顽固派也开始行动。谭嗣同见袁世凯的当夜，御史杨崇伊请求慈禧太后训政的密奏已被慈禧太后阅览。翌日，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西苑，监督光绪帝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召见。此后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康有为预感大事不好，于八月初五日晨乘火车离京。毕永年听说康有为已逃，便留书于给谭嗣同，劝其“速自定计，无徒死也”。八月初六日晨，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，宣布重新训政，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，谭嗣同则暂未受连累。谭嗣同偕梁启超至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住处相商，并遇到留美教育家容闳，他们决定三人分头奔走，容闳去见美国公使，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，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，一同设法保护光绪帝。梁启超离开日本使馆后，当晚至浏阳会馆与谭嗣同会面，谭嗣同将诗文信稿托付梁启超保管，并劝其出走日本，甚至马上拿剪刀剪掉梁启超的辫子，但坚决拒绝一起逃难，表示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酬圣主”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随即与梁启超“相抱饮泣，三去三回首”。同时，他又模仿父亲的笔迹，写下严厉训斥自己并断绝父子关系的信件，以免家属被株连。
八月初七日，庶吉士缪润绂上折弹劾杨锐、谭嗣同系康有为同党。荣禄也将袁世凯的告密禀报慈禧太后。翌日（9月24日），谭嗣同就在浏阳会馆被捕。其他三卿及杨深秀、徐致靖、张荫桓等也相继被捕，他们同康广仁一起，于初十日由步军统领衙门押解刑部大牢。本来慈禧太后已下令三法司会审，但顽固派官员纷纷以避免列强干涉为由，请求不待审问立即处死谭嗣同等人。八月十三日（9月28日）下午二时，慈禧太后下旨，以“大逆不道”为由将除徐致靖、张荫桓外的其他六人斩立决，安排军机大臣刚毅监斩。下午四时，谭嗣同等六人被押往菜市口刑场，他临刑大呼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”并对刚毅表示“我有一言”，刚毅不听，谭嗣同随即就义，终年三十四岁。其遗体由其二仆及一名浏阳会馆长班收敛。九月抵乡，三年后下葬于浏阳城南唐家铺石山下。